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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一种典籍文化。在历史上，常常可见一个民族的文化典籍陈述的价值观是一套，而人们的行为文化可以是另一套。对这一关系不讨论清楚，关于文化问题的一切研究都可能走入歧途。中国论文服务网 为您服务
似乎是突然间，有了“国学”复兴的热浪。人民大学要建国学院的消息，应该是一个标志。
如果复兴国学果然能振兴国家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想也不必把这件事情看得多么悲壮。只是看了一些赞成弘扬国学的文章以后，我还是不大明白，复兴国学的人们到底要做什么。国学是什么？我们从国学中学什么？如何学习才不会迷失方向？这些问题不搞清楚，总给人一种炒作的感觉。
前些日子有一位“新儒家”成了组织偷渡的嫌疑人，就有了讨伐儒学的声音。反驳者站出来说，儒学本身与儒学的研究者没有关系。这个说法当然是对的，这正如原子弹杀人不能归罪于核物理学家一样。但我的一位哲学界的朋友告诉我，当代儒学研究者常常把自己看作“新儒家”，并由此获得了一些生存资源，这样，大众也似乎就有理由用儒家倡导的生活原则来量度这些学者。
这个思考同样是有道理的--当然，这种争论仍不免皮相。
儒学首先是一种典籍文化。典籍文化是经过学者系统化的符号文化，在过去大多数时代由官方提倡并反映在历史典籍中，特别由古代“圣人”所勉力传播。世界主要文明国家在历史上都遗留下了大量文化典籍，其中的一部分典籍由于官方或其它重要社会势力(如宗教)的推崇，对民族历史发生了较大影响。
这些典籍的作者被尊为“圣人”，他们倡导的人类行为规则被当作(只是被当作，不一定实际上是)民族行为文化的代表。
典籍文化与实际的行为文化是不同的。在历史上，一个民族的文化典籍陈述的价值观是一套，而人们的行为文化可以是另一套。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在文化研究方面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关于民族的典籍文化与实际的民族行为文化的关系问题。
对这一关系不讨论清楚，关于文化问题的一切研究都可能走入歧途。
行为文化与典籍文化之间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历史上的学者不一定将本民族的行为规则研究清楚，并将其真实地记录下来；历史上的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也不一定反映民族的真实情感和社会的本来面貌；学者们的作品难免渗透自己和自己所在阶层的价值观，甚至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其价值观的诠释；学者们不是圣人，他只愿意说出那些在他看来对他生前死后最有利的话；虽然某些学者对“真实”有特殊的偏好，但这仍不能保证他没有思想上的片面性。
所以，一个民族的典籍文化是否反映民族的行为文化传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这个传统，是极不确定的。但是，学者们很难这样看问题，他们倾向于把民族的典籍文化看作实际的、民族的行为文化。例如，梁漱溟先生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别，并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便犯了以民族典籍文化替代民族行为文化的错误。
实际上，儒家经典的伦理本位，并不等于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
我国学者许纪霖、朱学勤先生对中国儒家文化有过深刻分析。诚如他们所说，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倡导“天下为公”，给人制定了“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标准和追求“千年至仁之人极”的社会理想。
但这套说教“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搞出来的理论多少偏于炽热的情感，而缺乏客观、冷静的知识论支持”。这套伦理价值观被用来诠释政治，结果是“以道德规范代替政治设计”，创立了一个“内圣开外王”的假逻辑。
中国古代大量的文化典籍是一个大大的故纸堆，终生修学不尽；其中自有颜如玉，自有黄金屋。
儒学是一个大泥潭，人们一旦栽了进去，对信息的获取便永远得不到饱和，而其他信息便没有时间去获取。于是，一个儒生便愈发迷恋故纸堆，并由此幻觉出一个虚假的民族精神出来，而且，这个民族精神是绝不能与其他民族共同享有的。
民族文化差异的观念一旦形成，会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治学态度，要人们愈发热情高涨地去啃故纸堆，实证研究态度便到爪哇国去了。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少学者在传统文化问题上妄自尊大(以当代新儒家为代表)，似乎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祖宗都曾有过，而外国一切不幸祖宗都早已料定。一位著名学府的“文化大师”竟言之凿凿，说伊拉克的战败是因为不懂得中国古人讲的“兵不厌诈”，其无视事实、囿于纸面学问的拙劣，可以说，已是触目惊心。
儒家文化当然是有价值的，只是后人对它的价值认识不清。问题在于恰恰是儒家学说的伦理内容变成了官方操作的对象，成为治国工具。这种操作注定产生虚伪性，使儒家典籍变成一堆对于大众行为文化意义不大的文化符号。
儒家文化当然是有价值的，只是后人对它的价值认识不清。
中国儒家文化典籍中的有些伦理内容明显地反映了秩序化社会中民众行为文化的实际运行状态；在秩序化社会中，它不仅会为中国人所奉行，也会为西洋人所遵守。但正统儒家学说的错误在于把它奉为永恒不变的“道”，而对其功利意义缺乏认识。
除上述伦理内容之外，孔子的许多关于为人处事技巧的分析很精彩，表现了其很高的心理学造诣，为后人称道亦理所当然。
问题在于恰恰是儒家学说的伦理内容变成了官方操作的对象，成为治国工具，甚至到后来获得独尊地位，成为科举考试中的进身之阶。这种操作注定产生虚伪性，使儒家典籍变成一堆对于大众行为文化意义不大的文化符号，甚至变成专制王朝的文化包装。
在社会动荡时期，民众必然普遍地奉行机会主义行为，政府的道德劝说无法起作用；而在有序社会中(如村社共同体和现代法制社会)，不用政府劝说，民众自会奉行合理(也合乎伦理)的行为准则--行为准则本来隐藏在民众之中。
所以，正统儒家文化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由政府操作在本质上是效率很低的，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只是表现在政府形象的塑造方面，或者如前所说，也只是能够加速文化符号的传播，降低语言交流成本。
在社会动荡时期用正统儒家教义来教化民众，孔子为我们提供了不成功的教训。
《论语·雍也》称：“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孔子亲传三千弟子尚且如此，罔论其余“小人”如何。这种情形绝非偶然，其他历史时期也是如此。我国学者谭其骧先生历数儒学炽盛的各个时代，均为积贫积弱、人欲横流的时代，并得出结论：“儒学对当时世风、政治无补”。
儒家学说还有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也被后人忽视了，就是它包含的实证分析的思想。《大学章句》中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面排列着“物格、知至”的训导，意在强调研究客观事物。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去远也”，很接近贝克尔关于人的偏好与行为的分析。
他的“执柯以伐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接近马基亚弗里的思想。他评价求(人名)“不知其仁”，却认为这个人“可使为其宰”，说明他对为政之道持有非价值观的看法。
孔子虽然倡导以“仁义”治理天下，但他却往往以利己人假说来判断事物发展的后果。
子贡从诸侯国赎回一名鲁国人，但却推辞应得的酬金。孔子批评说：这次你就做得不对了，酬金是为了奖善，取酬金无损于你的德行，而不取酬金今后鲁国人就不愿意再赎人了。这件事说明，孔子对一般人作“性恶”的评价(与孟子不同)。另一被人们看作是儒家的政治家管仲，大体上也持这种看法。
从另一方面看，欧洲古代先贤们也不只是注重实证分析而与价值分析无缘。事实上，他们的学说也包含了“以仁为本”的思想。古希腊的柏拉图写了《理想国》，而“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所提供的东西大体上也是一种规范分析，在科学方法上并不比孔子高明多少。
他认为获取利息是非自然的、最坏的行为，完全是从价值观出发得出的结论，只不过与孔子运用的语言符号不同而已。他的这个结论在后来成为中世纪教会借贷取息的理论武器。
概括地说，中国和欧洲早期学者的思想都有丰富的发展可能性，都有“以仁为本”的思想，也都有实证分析的科学精神。
为什么中国与欧洲后来的主流理论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呢？答案仍离不开对中国和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及其自然基础的实证分析。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改造一个社会，使之变得有序、和谐，要靠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来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使人们之间的合作成本降低，而只要合作成本足够低，理性的人们就会找到合作的方式，并掌握合作的规则，其表现便是全社会的和谐与文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是逐步进化的，因为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是逐步实现的。我们当然欣赏“千年至仁之人极”的境界，也欣赏“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新儒家理想，但实现这些目标不能靠“继往圣绝学”来实现，而要实实在在地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
大体说的是儒学.例如论语,三字经,诗词歌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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